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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火车上北京

2019-08-13 09:21 来源: 震仪

  在内蒙古,背靠成吉思汗陵有个蒙汉杂居的小村庄榆树湾,上世纪70年代,在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里,大响和他的小伙伴们享受着快乐的童年……

  蒙古族导演伊·呼和近日带着他的电影《坐着火车上北京》来到北京,在这部电影里,他讲述的是个有关梦想的故事:一头是内蒙古贫穷闭塞的小村庄,一头是歌里唱的北京,一条从无到有的铁路,联系起了现实和梦想,也激活了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探索欲。这个故事里有他童年亲身经历的生活痕迹,也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大响有3个要好的伙伴,金贵、利德和塔拉,4个男孩偷喝队里母牛的奶,欺负班上学习好的女同学,放自制二踢脚不慎点着了队里的谷仓……再苦难的岁月,讨狗嫌年纪的孩子也感受不到,那些童年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碎片化地拼接出独特的年代质感。

  在摄影机背后忙碌了22年后,伊·呼和坐在监视器后面当起了导演,那时他作为摄影师捧回的奖杯已经十几个,其中包括内蒙古电影人获得的第一个金鸡奖。

  多年来的摄影师经历,让伊·呼和内心有太多想表达,直到一次下乡采风中机缘巧合遇上编剧陈枰尘封10年的这个剧本。最初剧本叫《暖流》,是陈枰突然心血来潮想记录一下“天是蓝的、糖是甜的,不知道什么是苦难”的童年,故事里内蒙古西部农村孩子们简单快乐的日常,消散了笼罩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阴霾,也深深触动了有过相同经历的伊·呼和。

  从小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部队大院长大的伊·呼和,童年最兴奋的事就是去农村姥姥家过暑假,骑驴骑马掏鸟窝游野泳,那是一段让一个孩子真正放飞自我的时光,就连两次偷杏被狗一路狂追的历险记,至今都还有着刻骨铭心的快乐回忆。

  《坐着火车上北京》是伊·呼和继《回乡种田》之后第二部导演的作品,也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儿童片。孩子戏和动物戏最难拍,这早已是影视圈的共识,以摄影师的身份拍摄过多部马背上的故事后,伊·呼和又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

  影片里,大响和3个小伙伴的扮演者都是从北京找到的小演员,剧组专门在当地请来方言指导,把台词录下来让孩子们反复练习。“为了让大城市的孩子顺利融入当地环境,小演员们提前一个多月就进了外景地,一个是为了练台词,还有一个就是各种晒,每天带着游泳。”伊·呼和说。

  影片里,因为老爸们打架,大响和金贵也闹掰了,然后一个烤鱼,一个烤玉米,也不说话,烤熟了一交换,两人就和好了。还有一次闹矛盾是通过当地村里孩子们常玩的游戏扔沙包来和解的,就是用纸包住沙子扔着玩,大响转过身认罚,任凭小伙伴把沙包投向自己的后背。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没有扔沙包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就多扔几个。

  40天的拍摄期,孩子们从戏里打到戏外,有时候真闹别扭了剧组还要负责调解。为了说服几个八九岁的男孩拍那场光屁股玩水的“裸戏”,剧组做了不少工作,好说歹说总算脱了衣服,没多会儿,孩子们就忘了害羞这件事,光屁股满处跑了。“孩子就是要释放天性,放松的状态最真实。”伊·呼和说,拍孩子的夜戏也很费劲,看露天电影那场戏前半夜孩子们就睡着了,场景调配好了还得赶紧叫醒他们,让睡得迷迷糊糊的小演员马上进入特别活跃的状态,挺难的。

  为了偷吃家里的白糖,半夜偷偷爬起来钻进柜子里,一大口下去满脸白糖;看着妈妈锅里请客用的胡麻油炒鸡蛋却不能吃,用手捂住鼻子抵制香味,这样的小细节都是在导演的启发下小演员完成的,“拍孩子的戏,不能要求,只能启发。”伊·呼和说。

  电影是一种影像的艺术,摄影师出身的伊·呼和更愿意用镜头说话。《坐着火车上北京》的镜头比常见的平视角度多了一些仰拍,从孩子们的视角出发去看世界。影片中时常呈现的大面积的天空下,一群少年飞奔的高速摄影精美绝伦令人难忘。

  从胶片时代一路走来的电影人,较真到不放过电影里的每一格画面每一个镜头。“电影前期准备了大半年,外景选了几十个点。”伊·呼和说,现在走到哪儿都是电线杆高压线,现代的东西太多了,碾坊、打场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内蒙古西部现在也不种小麦了,全是玉米这类经济作物。为了拍电影,剧组特意包下一块地种了小麦,成熟收割后才堆成画面里的麦垛。

  榆树湾整个村落是在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影视城几间土房子的基础上搭建的,包括看电影的场地、大队部、马圈、牛舍等。“片中大响和金贵两个人的家全是一比一搭的,原来打算在棚里拍的,结果一搭出来感觉特别好,就全套盖了。”伊·呼和说,当时正赶上附近有农村老房拆迁,我们就把拆下来的废料都收回来装到自己的房子里,“包括房梁、门窗,所以它不用做旧,自然就是旧的,就有年代感”。

  把观众带入那个年代的,还有片中一个个近乎严苛的细节营造出的真实。孩子们看露天电影看到打鬼子时朝银幕扔石头;在小伙伴的撺掇下试图“谋杀”自家的母鸡;偷玩老爸的自行车撞坏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复原”;婚礼上逞能招惹新娘;自制二踢脚点着了谷仓;看大人吃饭流口水,看婴儿吃奶咽唾沫……而油壶、磨盘、土炕、村戏,无不一点一滴地呈现着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编织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这一年榆树湾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条修筑中的铁路要经过榆树湾直通北京。公社里的每个生产队都在争抢修铁路民工的名额,因为修路工程队给的工分是生产队的5倍。《坐着火车上北京》里,修铁路串起了整个村里的矛盾、家庭的矛盾和孩子们的童年,既是建构这个故事的线索,同时也是孩子们对未来、对成长的一种憧憬和一种梦想。无论对孩子还是对老师,北京都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

  当过电影放映员,做过图片摄影记者,1981年8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伊·呼和19岁第一次到北京,在他看来,期待坐着火车上北京,是那个年代的人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对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来说,北京就是他们的诗和远方。影片结尾,伊·呼和给出了很诗意的一个表达:两年后铁路修通了,火车真的经过了这个村子,可大响和他的小伙伴千辛万苦爬上的那趟火车,不是开向北京的,而是朝着相反方向直奔兰州。

  尽管透过孩子们的狂欢,观众更多感受到的是五味杂陈甚至些许沉重,但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伊·呼和并不想用伤感来简单定格那段独特的童年记忆,他用温暖的色彩和画面记录下孩子们一次次的淘气和历险,他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最终去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列火车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已经把他们带向远方。

  伊·呼和计划年底把《坐着火车上北京》推上院线,眼下正为试水几个国际电影节做着准备,但如何让今天的孩子去理解这部电影理解那个年代,对他来说仍旧是个挑战。

  伊·呼和有个7岁半的小儿子,今年该上二年级了,看完电影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有没有续集啊”,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不管是上世纪70年代还是当下,快乐是孩子的天性,尽管那个年代离现在的孩子太过遥远,他们并不能深刻了解那段历史,玩着乐高看着洋动画片长大的他们也从没体验过影片中孩子们玩的扔沙包戴的柳条帽,而简单的快乐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伊·呼和一直有个感觉,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应对各种作业考试,好像没有童年了。怎么还孩子一个快乐童年,是他在这部电影里最想和大家探讨的问题。

  2015年,伊·呼和做过一届金鸡奖评委,那一届最佳儿童片空缺了。虽说现在中国的儿童片每年上映的不少,观众在影院却看不到几部,即使进了影院也大都是尴尬的“一日游”。问题更严重的是,这几年儿童片低幼化是少了,但是成人化又太过明显,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贫穷和苦难。

  伊·呼和并没有回避贫穷和苦难,而是把贫穷和苦难推向幕后成为背景。《坐着火车上北京》虽然写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天真顽皮,从儿童的视角折射出来的却是很多社会话题,描绘的是那个年代的众生相:因为白糖被儿子偷吃,一贫如洗的大响爸只能靠打赌拼命喝下盆底的油,换取日常生活必须的麻油;为了进修路工程队,大响爸借东借西做好了一桌饭菜,派儿子一路“追杀”才把队长请到自家的炕头上,尽管半截儿被两个熊孩子打架给搅合了,可最后队长还是把争取到的5个修铁路指标中的一个给了生活困难的大响爸。在苦难岁月里,无处不在的童心,温暖的人性力量,被置于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这也是伊·呼和对童年的一种致敬。

  拍这部电影,除了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一代人重温童年的快乐,伊·呼和也想让现在的孩子认识到社会、认识到人生、认识到父辈那段经历,从而两代人能得到更好的沟通。

  《坐着火车上北京》从融资到自筹,过程很不容易,但是伊·呼和觉得还是很有意义。影片里有两场看露天电影的戏,两部电影分别是《铁道游击队》和《小兵张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从摄影的角度看《小兵张嘎》还是很唯美,所以儿童片要拍好了,还是有很多创作空间”。

  散文式结构,生活流故事,加上轻喜剧的风格,制作上的诚意,伊·呼和相信自己的这部作品在市场上会有所斩获,“现在影院里各种强情节的作品特别是技术取胜的大片已经很多,是情怀回归的时候了”。

  在内蒙古,背靠成吉思汗陵有个蒙汉杂居的小村庄榆树湾,上世纪70年代,在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里,大响和他的小伙伴们享受着快乐的童年……

  蒙古族导演伊·呼和近日带着他的电影《坐着火车上北京》来到北京,在这部电影里,他讲述的是个有关梦想的故事:一头是内蒙古贫穷闭塞的小村庄,一头是歌里唱的北京,一条从无到有的铁路,联系起了现实和梦想,也激活了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探索欲。这个故事里有他童年亲身经历的生活痕迹,也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大响有3个要好的伙伴,金贵、利德和塔拉,4个男孩偷喝队里母牛的奶,欺负班上学习好的女同学,放自制二踢脚不慎点着了队里的谷仓……再苦难的岁月,讨狗嫌年纪的孩子也感受不到,那些童年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碎片化地拼接出独特的年代质感。

  在摄影机背后忙碌了22年后,伊·呼和坐在监视器后面当起了导演,那时他作为摄影师捧回的奖杯已经十几个,其中包括内蒙古电影人获得的第一个金鸡奖。

  多年来的摄影师经历,让伊·呼和内心有太多想表达,直到一次下乡采风中机缘巧合遇上编剧陈枰尘封10年的这个剧本。最初剧本叫《暖流》,是陈枰突然心血来潮想记录一下“天是蓝的、糖是甜的,不知道什么是苦难”的童年,故事里内蒙古西部农村孩子们简单快乐的日常,消散了笼罩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阴霾,也深深触动了有过相同经历的伊·呼和。

  从小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部队大院长大的伊·呼和,童年最兴奋的事就是去农村姥姥家过暑假,骑驴骑马掏鸟窝游野泳,那是一段让一个孩子真正放飞自我的时光,就连两次偷杏被狗一路狂追的历险记,至今都还有着刻骨铭心的快乐回忆。

  《坐着火车上北京》是伊·呼和继《回乡种田》之后第二部导演的作品,也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儿童片。孩子戏和动物戏最难拍,这早已是影视圈的共识,以摄影师的身份拍摄过多部马背上的故事后,伊·呼和又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

  影片里,大响和3个小伙伴的扮演者都是从北京找到的小演员,剧组专门在当地请来方言指导,把台词录下来让孩子们反复练习。“为了让大城市的孩子顺利融入当地环境,小演员们提前一个多月就进了外景地,一个是为了练台词,还有一个就是各种晒,每天带着游泳。”伊·呼和说。

  影片里,因为老爸们打架,大响和金贵也闹掰了,然后一个烤鱼,一个烤玉米,也不说话,烤熟了一交换,两人就和好了。还有一次闹矛盾是通过当地村里孩子们常玩的游戏扔沙包来和解的,就是用纸包住沙子扔着玩,大响转过身认罚,任凭小伙伴把沙包投向自己的后背。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没有扔沙包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就多扔几个。

  40天的拍摄期,孩子们从戏里打到戏外,有时候真闹别扭了剧组还要负责调解。为了说服几个八九岁的男孩拍那场光屁股玩水的“裸戏”,剧组做了不少工作,好说歹说总算脱了衣服,没多会儿,孩子们就忘了害羞这件事,光屁股满处跑了。“孩子就是要释放天性,放松的状态最真实。”伊·呼和说,拍孩子的夜戏也很费劲,看露天电影那场戏前半夜孩子们就睡着了,场景调配好了还得赶紧叫醒他们,让睡得迷迷糊糊的小演员马上进入特别活跃的状态,挺难的。

  为了偷吃家里的白糖,半夜偷偷爬起来钻进柜子里,一大口下去满脸白糖;看着妈妈锅里请客用的胡麻油炒鸡蛋却不能吃,用手捂住鼻子抵制香味,这样的小细节都是在导演的启发下小演员完成的,“拍孩子的戏,不能要求,只能启发。”伊·呼和说。

  电影是一种影像的艺术,摄影师出身的伊·呼和更愿意用镜头说话。《坐着火车上北京》的镜头比常见的平视角度多了一些仰拍,从孩子们的视角出发去看世界。影片中时常呈现的大面积的天空下,一群少年飞奔的高速摄影精美绝伦令人难忘。

  从胶片时代一路走来的电影人,较真到不放过电影里的每一格画面每一个镜头。“电影前期准备了大半年,外景选了几十个点。”伊·呼和说,现在走到哪儿都是电线杆高压线,现代的东西太多了,碾坊、打场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内蒙古西部现在也不种小麦了,全是玉米这类经济作物。为了拍电影,剧组特意包下一块地种了小麦,成熟收割后才堆成画面里的麦垛。

  榆树湾整个村落是在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影视城几间土房子的基础上搭建的,包括看电影的场地、大队部、马圈、牛舍等。“片中大响和金贵两个人的家全是一比一搭的,原来打算在棚里拍的,结果一搭出来感觉特别好,就全套盖了。”伊·呼和说,当时正赶上附近有农村老房拆迁,我们就把拆下来的废料都收回来装到自己的房子里,“包括房梁、门窗,所以它不用做旧,自然就是旧的,就有年代感”。

  把观众带入那个年代的,还有片中一个个近乎严苛的细节营造出的真实。孩子们看露天电影看到打鬼子时朝银幕扔石头;在小伙伴的撺掇下试图“谋杀”自家的母鸡;偷玩老爸的自行车撞坏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复原”;婚礼上逞能招惹新娘;自制二踢脚点着了谷仓;看大人吃饭流口水,看婴儿吃奶咽唾沫……而油壶、磨盘、土炕、村戏,无不一点一滴地呈现着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编织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这一年榆树湾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条修筑中的铁路要经过榆树湾直通北京。公社里的每个生产队都在争抢修铁路民工的名额,因为修路工程队给的工分是生产队的5倍。《坐着火车上北京》里,修铁路串起了整个村里的矛盾、家庭的矛盾和孩子们的童年,既是建构这个故事的线索,同时也是孩子们对未来、对成长的一种憧憬和一种梦想。无论对孩子还是对老师,北京都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

  当过电影放映员,做过图片摄影记者,1981年8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伊·呼和19岁第一次到北京,在他看来,期待坐着火车上北京,是那个年代的人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对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来说,北京就是他们的诗和远方。影片结尾,伊·呼和给出了很诗意的一个表达:两年后铁路修通了,火车真的经过了这个村子,可大响和他的小伙伴千辛万苦爬上的那趟火车,不是开向北京的,而是朝着相反方向直奔兰州。

  尽管透过孩子们的狂欢,观众更多感受到的是五味杂陈甚至些许沉重,但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伊·呼和并不想用伤感来简单定格那段独特的童年记忆,他用温暖的色彩和画面记录下孩子们一次次的淘气和历险,他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最终去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列火车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已经把他们带向远方。

  伊·呼和计划年底把《坐着火车上北京》推上院线,眼下正为试水几个国际电影节做着准备,但如何让今天的孩子去理解这部电影理解那个年代,对他来说仍旧是个挑战。

  伊·呼和有个7岁半的小儿子,今年该上二年级了,看完电影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有没有续集啊”,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不管是上世纪70年代还是当下,快乐是孩子的天性,尽管那个年代离现在的孩子太过遥远,他们并不能深刻了解那段历史,玩着乐高看着洋动画片长大的他们也从没体验过影片中孩子们玩的扔沙包戴的柳条帽,而简单的快乐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伊·呼和一直有个感觉,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应对各种作业考试,好像没有童年了。怎么还孩子一个快乐童年,是他在这部电影里最想和大家探讨的问题。

  2015年,伊·呼和做过一届金鸡奖评委,那一届最佳儿童片空缺了。虽说现在中国的儿童片每年上映的不少,观众在影院却看不到几部,即使进了影院也大都是尴尬的“一日游”。问题更严重的是,这几年儿童片低幼化是少了,但是成人化又太过明显,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贫穷和苦难。

  伊·呼和并没有回避贫穷和苦难,而是把贫穷和苦难推向幕后成为背景。《坐着火车上北京》虽然写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天真顽皮,从儿童的视角折射出来的却是很多社会话题,描绘的是那个年代的众生相:因为白糖被儿子偷吃,一贫如洗的大响爸只能靠打赌拼命喝下盆底的油,换取日常生活必须的麻油;为了进修路工程队,大响爸借东借西做好了一桌饭菜,派儿子一路“追杀”才把队长请到自家的炕头上,尽管半截儿被两个熊孩子打架给搅合了,可最后队长还是把争取到的5个修铁路指标中的一个给了生活困难的大响爸。在苦难岁月里,无处不在的童心,温暖的人性力量,被置于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这也是伊·呼和对童年的一种致敬。

  拍这部电影,除了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一代人重温童年的快乐,伊·呼和也想让现在的孩子认识到社会、认识到人生、认识到父辈那段经历,从而两代人能得到更好的沟通。

  《坐着火车上北京》从融资到自筹,过程很不容易,但是伊·呼和觉得还是很有意义。影片里有两场看露天电影的戏,两部电影分别是《铁道游击队》和《小兵张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从摄影的角度看《小兵张嘎》还是很唯美,所以儿童片要拍好了,还是有很多创作空间”。

  散文式结构,生活流故事,加上轻喜剧的风格,制作上的诚意,伊·呼和相信自己的这部作品在市场上会有所斩获,“现在影院里各种强情节的作品特别是技术取胜的大片已经很多,是情怀回归的时候了”。